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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惩治失信行为 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发布日期:2018-03-26 08:47:07 | 信息来源:《中国改革报》 | 阅读次数:

——部分代表委员谈信用

 

全国政协委员、海关总署副署长、党组成员孙毅彪

做好诚信的“接力棒”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政府要信守承诺,决不能“新官不理旧账”。

“新官不理旧账”的问题,在以往的政府工作中时有发生,既定政策的实施,本应一直坚持下去,但因新领导上任就要终止,甚至违背原有政策的初衷,这样的做法,着实令人叹息。每位新官上任,都有自己独特的规划,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是如果做不到政策的衔接落实,终究会失信一方。因此做好政策的“接力棒”,才是诚信政府应有的工作作风。

做好诚信的“接力棒”,就要杜绝“官本位”思想。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只要是应该做的事情,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前任答应的事情,下一任也要继续完成,要时刻有一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要时刻记得自己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无论是新官还是旧官,面对的都是相似“旧账”,只有放弃自己的“官本位”思想,在思想上亲民了,才能做到“新官理旧账”。

做好诚信的“接力棒”,就要树立政府公信力。没有公信力的政府,是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的。官员的调动是正常的,但随着官员的调动导致政策的朝令夕改,终究损害的是政府的公信力,危害的是国家形象。要树立政府公信力,就要“新账旧账一起算”,承诺的事情,无论是谁,都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让群众信任,政策才能更好地执行下去,社会才能发展。

言不信者,行不果。人是如此,国家亦是如此,古有商鞅立木为信,才能变法成功。而今,政府只有摒弃“新官不理旧账”这一思想,做好诚信的“接力棒”,才能营造良好的政府形象,才能树立政府公信力,才能更好促进社会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社会诚信水平与企业成本密切相关

提升社会诚信水平,打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可以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扫清很多无形障碍。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成本问题十分重要,而社会诚信水平与企业的成本密切相关。比如企业如果不讲诚信,带来的是整个交易成本的上升,原材料费用、管理费用,包括律师费用、财务费用等,都体现在企业成本里。

当前企业融资成本高,也与社会诚信有关。银行贷款首先要防风险,如果企业做研发,银行需要采取抵押、质押、公证等防范风险的措施,融资成本必然上升。因此,如果经济主体的诚信水平大幅提高,形成了诚信的社会环境,将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扫清很多无形障碍。

 

全国人大代表、孟津县京孟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吕妙霞

打造“全国诚信日”很有必要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顶层设计日益完善,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高效运行,联合奖惩全方位开展,“守信者一步畅通、失信者寸步难行”的社会信用体系大格局已初步形成,诚信理念深入人心,“全国诚信日”应顺势而出。把“11·22全国诚信日”打造成像“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一样具有中国特色、覆盖面广、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活动日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此举具有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例如河南洛阳市“11·22诚信日”至今已坚持11年,效果明显。建议每年11月22日前后,由政府牵头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宣介信用体系建设成果及出台的重要制度、集中发布“红黑榜”及联合奖惩典型案例。各类媒体开辟诚信专栏,宣传诚信建设制度法规、实践经验、理论探索、诚信美德、诚信事迹等,向公众普及诚信知识,弘扬信用文化,营造“守信者荣、失信者耻”的社会氛围,让更多的人了解信用、恪守信用,积极践行“一是一、二是二”。

 

全国人大代表、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

让诚信成为人人遵循的道德力量

连续多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都在工作报告中提到治理恶意欠薪。这些年法院、检察院在打击恶意欠薪违法犯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用法律武器帮助农民工讨回“血汗钱”,体现了司法为民的宗旨,但仍有一些企业老板明知故犯。建议从三个方面解决恶意欠薪问题。

诚信是公民的“第二身份证”。“第二身份证”丢了,做人也就掉价了。首先要用道德力量来促进诚信。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企业发展壮大的道义根基。企业失去诚信,出现恶意欠薪、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迟早会走下坡路。要继续加强传统诚信文化的宣传,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诚信成为人人遵循的道德力量、成为企业的核心文化,让失信受到社会谴责。

其次,用法律来规范诚信,就要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研究诚信问题,加强对国家诚信体系建设、失信违法犯罪现象的调查研究。应找出弘扬诚信、惩治失信的一套好办法,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最好能制定专门的法律,发挥法治在诚信社会建设中的规范、促进作用。

信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这几年,酒驾醉驾、危险驾驶管控得比较好,就是因为醉驾入刑等执行得好、执行得严。恶意欠薪也入了刑,但欠薪现象仍然普遍。最后,希望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结合近年来的司法实践,像严管严控酒驾醉驾那样,与劳动人事等部门配合,加大惩治恶意欠薪违法犯罪力度,必要时以司法解释的方式作出严格规定,让失信者在经济和人身自由上都付出惨痛代价,用更加有力的法律武器捍卫诚信。

 

全国人大代表、茅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德芹

让制假售假者付出高昂代价

企业自身打假有很多局限性,耗费资源多,收益却很小。企业自身没有行政手段,找到之后只能报给政府相关部门,有时候还会碰到相对区域性的保护,更多需要靠立法、靠政府,希望政府有长远的、全局的考虑。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实行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显示出中央对打假的态度和决心。希望人大和政府加强对个人和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强立法,加强打击处罚力度。

建议国家应该从立法的角度,完善与打假相关的法律体系;要严格执法,像治理酒驾一样打假,加大对制假售假者的惩处力度,让法律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在全社会营造制假售假可耻的氛围;将制假售假者的个人信息纳入其诚信体系,进而影响他们的银行贷款等,让他们付出高昂的代价。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中山市霞湖世家服饰有限公司米雪梅

对假货要从生产源头加强治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决不允许假冒伪劣滋生蔓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实行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让问题产品无处藏身、不法制售者难逃法网”。当下,制假者侵蚀正规企业发展空间,建议加大对制售假的打击力度,对假货要从线下生产源头加强治理。

假货侵犯的不仅是合法经营者的知识产权,如今国内很多厂商、企业花费极大金钱和精力用于自主研发,但利润空间也总是被假货侵蚀。更为关键的是,制假者为降低成本所选用的伪劣原材料,往往危害人身健康。

制假售假行为,对真正遵守市场规则、诚信经营的小企业是一种不公平,应该加大对制售假行为的打击力度,假货要从线下生产源头加强治理。

 

全国人大代表、天方茶业股份有限公司储小芹

警惕“职业打假人”的牟利行为

近年来出现了“职业打假人”这一群体,他们利用商品过期或商品漏洞问题,故意大量买入然后通过打假要求商家支付赔偿,有的甚至成为“职业索赔人”。

随着网络购物的兴起,“职业打假人”这个备受争议的群体开始转战网络,并呈现出专业化、集团化的新趋势,甚至在QQ群中有专门的业务探讨和新人教学群。

职业打假人出现以来,对于增强消费者的权利意识,鼓励百姓运用惩罚性赔偿机制打假,打击经营者的违法侵权行为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就现阶段情况看,职业打假人群体及其引发的诉讼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和变化,其负面影响日益凸显。

从打击效果来看,由于成本较小,取证相对容易,牟利性打假的对象主要是大型超市和企业,主要集中在产品标识、说明等方面。该类企业往往是同类市场上产品质量相对有保障,管理较为规范的生产经营主体,而对于真正对市场危害较大的假冒伪劣产品及不规范的小规模经营主体打击效果不明显。

从目前消费维权司法实践中,知假买假行为有商业化的趋势,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职业打假人、打假公司(集团),其动机并非为了净化市场,而是利用惩罚性赔偿为自身牟利或借机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有的甚至针对某产品已经胜诉并获得赔偿,又购买该产品以图再次获利。这些行为严重违背诚信原则,无视司法权威,浪费司法资源。建议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遏制牟利性打假行为。

 

全国人大代表、科美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勇彪

应加强商业承兑汇票的信用监管

调研发现,当前,实体经济发展仍然面临困难,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比较突出。其中一个普遍性现象,是大多中小微企业面临持有的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难、兑付不及时等问题,大大削弱了企业的现金流,降低了企业的资金周转率,不利于企业发展。

商业承兑汇票是由出票人签发的,由银行以外的付款人承兑,委托付款人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但事实上,收款人或持票人普遍面临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难、流通性差、出票人延期兑付或拒不兑付等问题。银行拒不接受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出票人信用管理体系缺失等现状,严重影响了收款人或持票人的权益。

在日常经济活动中,不少持有大量商业承兑汇票的中小微企业运营成本骤增、生存压力巨大。目前,流通的汇票中银行汇票占比接近90%,商业汇票占比10%左右,这也说明商业汇票不被市场普遍接受。

对此,建议加强商业承兑汇票监管,包括增强商业承兑汇票的流通性;加强对出票单位的信用管理。

具体做法为:

一是加大对商业承兑汇票出票人不按期兑付的处罚力度。将《票据法》第七十条第(二)款中的“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利息”,修改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利率的2倍计算利息”。

二是提高单张商业承兑汇票的出票额度。建议将《票据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确定的金额”,修改为“大于一百万元人民币的确定的金额”。

三是由银行负责监管出票人不按期兑付的行为。建议将《票据法》第五十四条“持票人依照前条规定提示付款的,付款人必须在当日足额付款”,修改为“持票人依照前条规定提示付款的,付款人必须在当日足额付款,如未按期足额付款的,由付款人的开户银行负责监管,次日接入央行征信系统”。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汉民

使用个人信息须先隐去身份

大数据产业数字经济前程无量,但大数据的利用是一柄双刃剑,如若使用不当,可能会伤人损己,个人信息交易过程中很有可能会涉及隐私风险。

目前为止,国内对个人信息隐身份的论述一般只集中在计算机领域,而很少从法律层面进行论证。应当合理恰当地运用隐身份技术,去除数据中个人可识别的信息,实现个人隐私保护与信息利用之间的平衡。

为此,建议首先应完善个人信息分类,将法律保护的个人信息限定为个人身份信息。

既然个人身份的隐私风险得到了有效控制,那么也需要明确,隐身份后的个人信息是可交易的。在将来立法中应当确立隐身份原则,明确隐身份是信息再利用和流通的前提,数据必须在脱离可识别身份标识的情境下完成流通,禁止未经隐身份的个人信息进入流通。

为防范个人身份信息被隐去之后,又被通过非正当手段重新识别出来,应该对再识别行为进行规范。规制个人身份的再识别行为,禁止数据接收人、使用人以任何目的从事个人身份再识别。要倡导行业自律,促进相关业界自主制定关于隐身份的行业标准。建议在我国从出台专门立法之前,政府应当引导行业优先制定个人信息隐身份的行业标准,作为规范数据交易市场的重要准则。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信集团公司董事长杨杰

规范网络犯罪表述

从近年来的司法实践看,利用公民的姓名、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住址、账号等个人信息,对公民实施诈骗的违法犯罪行为频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和信息网络诈骗案件的数量、金额、涉案人员居高不下,社会影响很大,群众反映强烈。

建议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体系,加快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要进一步明确和规范此类违法犯罪活动的名称表述,切实提高防范的效果。

在许多时候,人们习惯称之为“电信网络诈骗”,这是不准确也不全面的。以前,由于通信信息手段比较单一,许多诈骗行为都是依靠电话、短信等方式进行,社会上就一直沿用了“电信网络诈骗”的称呼。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利用互联网技术诈骗行为呈现出多样化特点,“电信网络诈骗”已不能准确全面反映此类违法犯罪的名称,因此,建议将此类违法犯罪行为名称统称为“信息网络诈骗”,以更好推进治理工作。

 

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市鹿城区松台街道桂柑社区党委书记柯建华

应加大对虚假宣传的打击力度

近年来,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虚假宣传、欺诈销售保健食品案件潜滋暗长,频频被曝光,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消费者尤其是老年人的人身、财产权益,扰乱了市场秩序,破坏了政府公信力,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以2017年温州市鹿城区破获的浙江康瑞祥生物医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虚假宣传和欺诈销售保健食品案件为例。

在“康瑞祥”案中,名为纳豆紫苏籽油软胶囊的产品,其成分为纳豆粉、紫苏籽油和姜黄素等几种常见的食品原料,成本低廉。估测下来,一盒售价为8280元的产品,其成本很可能只有几百元,利润高达十几倍甚至二十几倍。

“康瑞祥”公司在整个“会销”过程中以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手段实施了多重欺诈行为,例如对假专家的包装和虚假宣传,针对受害者进行产品功效的进一步虚假宣传和欺诈销售。

我国目前针对这类案件的定性和处罚大部分还仅仅局限于行政处罚,处罚金额在20万元以下,处罚力度小,违法成本低。

建议对以上所述涉及虚假宣传与欺诈销售保健食品的行为与案件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对主体以犯罪集团论处。在当前形势下保健品虚假宣传、欺诈销售类案件日益猖獗,原因之一无外乎违法犯罪分子的违法成本较低,惩罚力度较小。最高额度20万元的行政处罚无法起到震慑作用,只有以诈骗罪定罪处罚,才能有效打击此类违法案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航信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崔志雄

推动交通信息互通互联

目前交通行业存在“信息孤岛”现象,铁路、公路、民航、水路旅客出行信息不能互通互联,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高品质、个性化、多样化的出行需求。由于历史原因,目前铁路、公路、民航、水路都有自己的信息平台,“信息孤岛”现象依然存在,旅客出行信息分散、客票信息不统一、跨交通方式出行支付繁琐,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出行体验。

为了更好地提升群众出行体验,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加强旅客出行信息一体化管理。建议交通主管部委制定旅客出行信息的确权、开放、流通、交易制度,建立交通行业旅客出行信息标准和共享规范,打破铁路、公路、民航、水路信息平台分割运营的局面。出台鼓励旅客出行信息共享的支持政策,提高开放合作、共建共享的积极性。

二是推动建立国家级旅客出行信息服务平台。在加快旅客出行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建议由交通主管部委推动建立国家级旅客出行信息服务平台,整合铁路、公路、民航、水路旅客出行信息。通过建立国家级旅客出行信息服务平台,逐步实现旅客出行信息的“四统一”,即统一客票格式采集,统一数据标准存储,统一技术规范共享,统一安全措施保护。

三是促进旅客出行信息服务平台健康良性发展。建议交通主管部委组织铁路、公路、民航、水路等信息服务单位,以合作共赢为前提,提出国家级旅客出行信息服务平台运营方案、运作模式、组建方式等。国家级旅客出行信息服务平台要实现集约化建设、低成本运行、中性化服务、市场化运作,真正使旅客出行信息互通互联,提升人民群众出行体验。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行长张智富

加快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系统化立法

近年来,不断出现的个人信息泄露事件挑战着社会底线和法律权威。目前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时机已经成熟,应加快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进程,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体系。

随着信息处理和存储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个人信息滥用问题日趋严重,非法买卖个人信息已成为产业化,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导致公民个人隐私权受到侵害。

个人信息的泄露和倒卖不仅让公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甚至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但有关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条文零散分布在部分法律法规之中,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制来维护公民最基本的个人信息权益。因此,要从加强立法的角度思考强化个人信息保护。

在打击个人信息泄露这个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事情上,法律应该亮出更锋利的“牙齿”。建议在立法前应当整理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中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条文,将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体系结构由低级向高级、由零散向系统化演进。

同时,要加大对窃取、倒卖、盗用个人信息行为的打击力度,畅通受理渠道,开展综合整治,形成高压态势,切断个人信息犯罪产业链条,确立“谁收集,谁负责”的原则,依法严肃追究相应的刑事和民事法律责任。纠正各公共部门、单位机构等利用“霸王条款”强制收集使用用户信息的行为,有效防止个人信息泄露和滥用。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

惩戒“老赖”尚须破解“三难

在民事诉讼的执行过程中,“老赖”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对于具有履行能力但是拒绝履行判决、裁定的人,建议执行法院内设专门机构,参与从执行立案到执行过程的引导和证据搜集。

司法实践中,通过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对“老赖”进行惩罚不尽如人意,存在立案难、移交难、定罪难的问题。

建议规定法院执行部门内部设立办理拒不履行判决、裁定案件专门办案机构,保障移送案件、搜集证据等工作。同时,最高法院和公安部应出台规定,建立法院向公安机关移送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案件制度。公安机关还应对人民法院移送的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的案件,依法立案侦查,对构成犯罪的案件,及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他还建议应进一步细化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自诉立案条件,让该罪自诉立案更加有法可依,维护自诉人权益。

 

全国政协委员穆可发

遏制网络诈骗应建立协同机制

近年来,电信网络新型犯罪层出不穷,诈骗手段不断升级,犯罪金额不断攀升,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网络诈骗的数量急剧攀升,凸显当前公民个人信息失密、信息安全得不到有效保护的严峻形势。因此,关注个人信息保护,筑起个人信息防火墙,已经成为当前防范打击电信网络新型犯罪的重中之重。

经过调查发现,犯罪的信息主要源来自大数据,手段方式也越来越智能精密。当前高发的网络电信犯罪案件类型,大多是犯罪分子通过大数据对获取到的海量用户个人数据进行分析,根据用户综合信息的特点设计骗局。另外,移动支付、互联网金融成为网络电信诈骗的重灾区,犯罪分子通过网络电信平台植入木马等,甚至伪造钓鱼网站的方式诱导用户访问,使用户设备受到感染,从而获取用户个人信息,控制手机、电脑,拦截短信验证码,以盗取财产。

要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个人信息安全法的出台是当务之急。

另外,在行业管理层面上,部分金融、通信、交通、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的企业,都未承担起对用户个人信息的安全管理责任,对于相关企业网络设施存在的安全隐患,目前的行业监管也出现缺位。因此,要做好互联网企业、电信运营商、金融企业三大行业的网络安全监管防范。

此外,在司法机关打击犯罪层面上,要提升对电信网络犯罪的预警预防能力。同时,应建立起多部门协作联动机制,公检法与银监、电信等多部门合力,才能真正做到高效打击电信网络犯罪。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吕红兵

惩治欺诈证券发行应综合施策

证券欺诈发行处罚轻是目前的客观情况,惩治欺诈发行应综合施策,多管齐下,形成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投资人维权诉讼“三箭齐发”的局面。应加快证券法修改,进一步提高证券法中对欺诈发行行为的处罚力度,比如经济处罚、资格处罚、勒令退市等。

应推进修订刑法。欺诈发行行为侵害的是复杂客体,主要是证券市场秩序和投资人合法利益,不宜纳入金融诈骗一节,毕竟市场秩序才是主要客体。同时,欺诈发行影响范围大,涉及人群广,社会危害性重,应当适当提高刑事处罚标准,包括提高最高刑期和采取倍比制罚金标准。

当然,处罚只是手段,证券市场需要依靠制度建设引导企业规范运营,通过不断提高刑事处罚力度震慑、惩罚、遏制违法行为是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

证券期货纠纷的解决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一环,是关系资本市场持续发展和深化改革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为此,建议设立全国性证券期货纠纷调解机构,结合现有资源考虑,可以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为平台来组建全国性纠纷调解机构。